纽英仑（New England）地区，一般是沿袭1614年约翰·史密斯船长命名的美国东北大西洋岸六州：包含麻萨诸塞（Massachusetts）、康乃迪克（Connecticut）、罗德岛（Rhodelsland）、缅因（Maine）、新罕布夏（NewHampshire）、佛蒙特（Vermnont）六州。华人最多的是麻州，现在大约有八万上下的华裔，上百个华裔社团和近百个中文学校。
认真算起来，纽英仑开始有华人的踪迹，只有一百八十年左右。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发现，1785年，有三位水手：阿兴、阿川、阿春随智慧女神号到宾州巴尔的摩，因船长离船结婚，而流落美国向国会求助，才得专营中国货的商人资助过了近一年。
在同时，（可能是菲律宾）华人巧匠跟从西班牙人、荷兰人在西部、古巴和中南美，也早有探险足迹。1781年，洛杉矶建城时，就有一名华人在23个创立者之中。纽英仑有华人的纪录，相较起来略晚，最早可追溯到1818—1825年，华人首度入居纽英仑：五名广东青年到达康乃迪克州康沃尔（Comwall）读教会学校，其中廖阿希成了最先皈依基督教的华人，阿龙做了林则徐的通事；1847年，一名英国船长拥有的中国帆船“耆英号”（Keying），由华人船员驶往纽约停泊，又转往波士顿，并碇泊港口，在感恩节查尔士河上桥旁的特展，曾轰动一时，纽约市立博物馆内，还收藏有描绘此帆船的巨幅油画。
中国第一位留学生——长春藤盟校的毕业生——容闳，在1847年随布朗牧师与同学黄宽、黄胜，从黄埔一同乘“女猎人号”，经过98天，先抵麻州孟森学院入学，后于1854年成为耶鲁毕业生，即返国侍奉寡母。
他历任海关秘书为茶商翻译，至佐理曾国藩，终于实践理想，于1872—75年间，中国每年派10—16岁幼童三十名共120人，并在康州首府哈德福建立中国留学主事务所．由清刑部主事翰林陈兰彬主委率领，容闳副委先返康州安顿——内有后来的铁路专家詹天佑、教育家蔡绍基、矿冶家吴仰曾——容闳与玛丽·柯罗结婚定居康州，1894年后往返中美，梁启超后来美曾特去拜望。容闳所著的英文《西学东渐记》，可算是华人留美历史传记的首页，亦是华人文学的珍贵史料，他葬在哈德福。
反对亲华的“蒲安臣”条约的声浪从1871年加剧。蒲安臣（Anosn Burlingame），原为美国驻华公使（1861年由林肯总统任命），六年后他辞官转任清朝同治皇帝的三位全权大臣之一，赴美签约，但终究抵挡不住东西各州排华的烈焰，到1880年“蒲安臣”条约续约时亦加入了限制华人的条例。
华人在美益形艰辛无助，除按法规缴纳人头税——海关、医院、渔税、洗衣、提篮叫卖皆需缴税；还有警察税、道路税等等，有些税制专为华人而设。所有的华侨史皆引述金山大埠“十苦”，即指各种不讲人权的限制。
与此大为不同，当波城华埠开始有各种行当的华人商工之时，1874年康州哈德佛的中国学生事务所还特设了中国学院，加强百余名中国留美幼童的儒学和中文。这比1890年夏威夷圣彼德华人基督教会附设的中文学校，和1909年旧金山原名大清书院的中华中文学校都早了一些。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被尊为“中国的博班克（L．Burbank）”的园艺专家Louie Jin Kwong（华史会名誉主席黄兆英先生给他复原台山发音，中文名为雷振光；朱蓉女士取名为吕锦江）。Louie Jin Kwong由台山到旧金山制鞋时只有12岁，排华危机中自动到麻州北亚当斯，由于英语教学认识了蒲安臣的堂妹芳妮（Fanny Bufiingame），他终日在密不通风的工厂，加上恶劣的天气，他染上了肺结核，后被芳妮请去做园丁，他就试用老家跟母亲学来的人工授粉培植番茄等。日渐恶化的健康，使他在14岁那年不得不回到亚热带的故乡广东养病，不日即痊愈。
因由内幕消息得知华人移民将严限保人，芳妮叫他趁早回到佛罗里达的新居再去当园丁，他在家旁果园试着培养樱桃、苹果和柳橙，几度杂交的结果，橙树结实累累，汁多味甜，又能保鲜无霉，被命名为“雷振光橙”，荣获美国果树学会在1911年颁授威德（Wilder）奖章。佛州著名苗圃与他签约销售，奠定橙业基础。
后来加州亦转种雷氏橙——1903年芳妮遗产授予他果园和一万两千元，然因不善经营，晚年仍跛腿贫困，1925年去世：他能入美国籍是排华法下唯一的特例。
在美国最初的大学也早有华人。1636年成立的哈佛由传统的学院发展为现代大学，是在依利奥（Eliot）校长上任后，哈佛始分文理、法、商、医学院，学生和教职员都多了三、五倍，校务蒸蒸日上，尤其校内不少教授都醉心于东方思想艺术，外加与华通商者骤增，波士顿商人鼐德（F．Knit）于1877年2月22日向依利奥校长写信以先见之明，提醒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和外交利益正不断增长，牛津及耶鲁大学已尝试开课，哈佛应该立设中文课。校长覆信立表校董会的赞赏，后又得到商会支持。3月10日后，由祝路（E．B．Drew）主办募款，迪赛尔（C．B．Dixcell）等很快就捐得八千七百五十元，到年底12月7日，已有了一万基金去请教师。
经过千挑万选，终于寻得1835年出生的饱学之士戈鲲化，他是徽州人（今安徽歙县），曾供职军队——与太平军作战——任文书约六年，再到驻沪美国领馆做译文抄写和翻译教员；迁居宁波有15年，始终任职英国驻宁领馆，也教英法人士学中文。
跟他学过中文的祝路，大力推荐戈鲲化给校长，强调他由于长期与外国人共事，熟悉洋人想法习俗，远较其余高深学者析理清楚，人又机智，可能在留美教学期间，编写有助于中美外交的著作，期以导引益发友好的关系。
祝路还为哈佛校长替这首名华人教师，作了非正式的课程规划，以备参考，教课以南京话——南方官话为准，戈鲲化计划选用威妥玛（T．Wde）1867年编的课本作教材，这书虽是以京片子发音写的，但他很熟练可将发音调整无甚困难，开课以三、四人小班制为主，若人数多再加开班。
每回我到哈佛档案部，带上馆员送来的白棉手套，小心翼翼地静读这些依编年序次排列的档案和手稿，心存感激缅怀他们120年前热爱中国文化的恳切，不厌其烦地探勘安排，集资记录，甄选签约。祝路、鼐德与校长留下了厚厚实实的一匣见证。最教人悸动的，是那墨色依然鲜明的合同，由当时东三省奉天营口东北九十里的牛庄领事鼐德代表，中英对照写着：立合同议据：大美国驻答牛庄领事官鼐德代哈佛书院山长等与寓居宁波之大清知府衔候选同知戈鲲化议定条款开列于后：
一、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延请戈鲲化在书院教习官话三年，为期自壹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初一起至壹千八百八十贰年八月三十一止，每月束修洋钱贰百元正。
二、哈佛书院山长等言定戈鲲化携带一妻二子住上等舱位，载至干姆白理嗤城。又带一仆住于下舱路间，除沽酒之外，所有一切船钱房钱车钱及应用行李等费，均有书院给发，俟三年满后仍照此式送回上海。
三、戈鲲化如三年之内病故应将其妻子仆人，全数送回上海，一切盘川戈姓不须花费。
四、山长言定，书押之时先支壹月束修贰百元，以此合同作为收钱之据。一到干姆白理嗤再支束修贰百元，自开馆日起一年后即一千八百八十年九月初一，按月扣除壹百元连接四个月除清。
五、戈鲲化言定，哈佛书院课程学生多寡教法章程，均候山长主裁。
六、每月束修贰百元作戈鲲化一切花费，此外各项杂用，概不得向山长另支。
七、今将合同缮就英汉文合璧式叁纸，在大美国驻沪总领事衙门当堂书押盖印，各执壹纸存照。壹千捌百柒拾玖年伍月贰拾陆日。
读着读着，正奇怪戈先生怎么重男轻女，难道女儿只能住下舱或者活活生离留在家乡？再翻开下去，果然寻出在这五页淡灰蓝横条的合约之外，又另夹半页信纸大小补页，上书中文：“兹议定又加叁女住上等舱位又加一仆妇住下舱其章程第二款同惟叁年后仍照现在所搭捷径之船送回上海又照壹千捌百柒拾玖年陆月贰拾陆日。”
与那三页中文配合横写英文，一样用无名指甲大小的楷书工整地在一边直行以毛笔书写，两人签名处皆盖有美国上海领事馆的钢印，英文较占页，故多两页仅续横写英文，留白一半，此约纸质虽有三道摺痕，却完好如初，比信纸长宽各加一寸，也厚一倍，比起同夹其他纸页的碎落剥蚀，丝毫不显百年的沧桑。
戈鲲化依约与妻儿及一女佣和一名女翻译，乘葛兰芬勒号（Glenfinlas）先到纽约，再接到麻州剑桥，路上花了三周——7月15日由上海起程，8月8日抵哈佛，还比预期早了点，所以为他一家准备的屋子剑桥街717号，尚未安顿，他们先住在梅孙街10号，都在哈佛园不远。
这位由东方来的清朝官员，即成各报争相刊载的轰动效应，当时东半部华人据估在1870年不过400人；十年间亦不过三千，尤其没有见过高深又有学养的仕绅，哈佛请了在纽约、新港都有分店的华伦（Warren）照相馆，为他一家照了八张相：三张相戈先生均着朝服，想必是符合他大清知府衔，候选同知身份的，白皮毛的边看得出足以抵得东北的风寒，还挂着串朝珠；第四张是由他右侧后方角度照的，清装的他背后垂着细长及腰的辫子清晰可见：第五张穿长袍短马挂换戴瓜皮帽，右手持摺扇。
另三张拍他的两男三女，其中两张几乎相同，两个儿子14岁和12岁，衣着似父亲，三个女儿褂子皆滚大襟，宽宽长长的，圆领，最小两女孩约5岁和2岁都带金锁片，2岁那个总不定，照出来一片模糊。
相片登在几家报纸：The Daily Graphic，Harvard Register，Boston Book Bulletin……又都加报导：对这位45岁温文尔雅举止巍然的教师，怀有无限期待，把他所教的官话，详介说是官方使用，也普及在商用，特别是宁沪以北的港口如天津，之罘（指山东福山县，因明代设烽堠防海故又名烟台），牛庄……通行——但在福广厦门、汕头、台湾……不懂。
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教材是篇小说。他在哈佛的开馆授徒，不限本校大学部，任何有兴趣由第一手资料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
他每周上课五天，在课堂穿官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有时为教授们——如蓝恩（C．Lane）等特开诗文讲授；有时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赴宴，1880年他在哈佛毕业典礼中是瞩目的上宾，不幸他在合同届满的1882年2月14日就因重感冒和肺炎不治去世，校方请了韦曼（M．Wyman）和闵那（F．Minot）医生主治，并有几位医学院学生照料，仍药石罔效。
2月18日伊利奥校长为他在校内亚培顿（Apleton）教堂追思，棺柩之后循序跟着校长和他白衣带孝的长子伯甫（仲甫、叔甫，和女儿南兰、南芳、南叶均未详载）出席有容闳和中国使团官吏，祝路、鼐德、校董胡波（Hooper）和蓝恩教授及许多教授学生，由神学院艾弗瑞教授（Everet）主祭，后由祝路护送遗眷及遗体归葬。
报端亦连日追忆，他虽只教了五名学生，但成绩斐然，洋学生已能在中国立业，校长等并联名呼吁募款成立基金对其妻儿抚恤教育，他们由旧金山而横滨，返回上海定居。
他的际遇和这张可能是哈佛百年档案中唯独的中文合同，比起其他华工契约中规定要扣路费，每月7—16美元，工作由天明起至日暮止，无异是天壤之别。
不过几度细检他的档案，看到他在1880年出生又夭折的幼子相片……看到遗孤船票帐单打折后212．50元；医生处方收费单据，还有祝路运棺处理的收据……实在也够令我在寂静的阅览室中，俯仰唏嘘衔悲噙泪，悲叹不已！
可惜他未留著作，纵使我们不易设身处地去了解他盛装穿着清官朝服昂首阔步在哈佛园中时，心中有无历史使命负担；但却一定能推心置腹，想他病卧酷寒的异国，命在旦夕抛下言语不通的妻儿子女，那是多么孤寂无助？
（摘自《华人华侨世界》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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